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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的兴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转向的显著特征之一，学界抛弃了过往拘泥于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转而试图通过个案或区域研究寻找到一条呈现“整体历史”的路径，构建起中国史学自身的解释模式。对“区域”作出何种界定，成为研究者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之一。本书将在系统、全 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政书文献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清代县辖政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作为一种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其制度渊源何在，在清代又经历怎样的制度变革，在民国时期的消失等状况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清代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清代县辖政区设置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绪 论

一、为什么要提出县以下区划的研究

二、“县辖政区”的提出及其对“皇权不下县”论说之意义

三、既有研究、史料评述与总体思路

第一章 清代州县“分防”制度与县辖政区的类型

一、定额观念与清代地方行政中的“分防”制度

二、清代县辖政区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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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代县辖政区的设置、变革及其空间分布

一、宋元明时期县辖政区的萌芽

二、清代县辖政区的设置与变革

二、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以巡检司为中心

第三章 京畿之地：京县大兴、宛平的佐杂分防与地方控制

一、大兴、宛平的分防佐杂官设置及辖地变迁

二、分防佐杂官与地方社会

三、唯一的一部巡检司志——《齐家司志略》

第四章 次县辖区：“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

一、明代粤东之盗、巡检司及其与保甲之关系

二、佐治乡都：清代捕巡各官的分辖与“司”的设立

三、闲曹与冗官？——捕巡官员及其行政实践

四、“司”作为一种地域观念的呈现

五、“司”、“汛”关系蠡测：文武协同下的地方治理体系

六、余 论

附：捕属再考

第五章 分司细故：《南部档案》所见县丞、巡检司及其政务运行 ——再论佐杂的司法权限

一、清代南部县辖政区的设置与变迁

二、县辖政区行政职能的行使及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三、南部县辖政区的“典型性”与“普遍性”：再论佐杂的司法权限

第六章 市镇管理：基于江南苏松二府佐杂分防为例的商榷

一、明清市镇中的“国家”存在——一个问题史的回溯

二、佐杂官的分防及其辖地——以苏松二府为中心

三、走出江南：关于佐杂分防与市镇管理的新认识

第七章 经征钱粮：福建、甘肃分征佐贰的形成及其运作

一、福建“分征县丞”的设置及其成因

二、“经征钱粮”所引起的知县、县丞权力分野

三、分征县丞与分守县丞

四、甘肃佐贰分防趋势及其成因

五、经征钱粮与分征佐贰职责之完备

六、“分县志”、“分州志”的编修与地域观的形成

七、佐贰分征的个别授权与有限分布

第八章 辖区转换：州县置废与县辖政区

一、新县设置与县辖政区：清末设省中的新疆与东三省

二、改土归流、地区开发与云贵县辖政区

三、清代州县裁撤、善后处置与县辖政区

四、佐杂分防与新县、旧县的地域融合

第九章 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

——质疑“皇权不下县”

一、何谓“皇权不下县”

二、县以下的职官体系及其性质

三、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始于何时？——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的考察

第十章 清代县辖政区实践与当代“县下辖市”改革臆想

一、当代“县下辖市”改革的讨论

二、清代“县辖政区”的实践经验分析

三、“县下辖市”改革臆想

附录：《清史稿•地理志》分防佐杂项校正

征引文献

胡恒，1984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200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历史系、清史研究所学习，2011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清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重点关注空间视野下的清代地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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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丞分征钱粮是知县乐于见到的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受益者是减轻钱粮负担的知县和获得钱粮之权可以上下其手的县丞，而利益受损的是县里的吏胥。他们失去了在钱粮征收中插手的机会，因此最为反对。

毋庸讳言,诞生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市镇研究,在兴起之初更多的聚焦于商业经济以及由此引致的生产关系变迁上,即使注意到市镇的管理问题,也大多是受社会史“眼光向下”视角的影响,从中寻求和强调乡绅及市镇居民的自足性,以证明市镇发展的非行政性,由此构建出一个独立于“国家”直接行政之外的世界。这一视角事实上隐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逻辑,将地方精英的自足性与国家行政管理之间看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未注意到二者对于地方控制既排斥又合作的复杂关系,行政管理的进入未必意味着地方精英权力的衰退,相反的,官僚机构与地方精英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彼此力量的同步增长。近年来,学者们已逐步突破了市镇研究中追逐商业性的窠臼,转而从更为广阔的权力关系角度入手来透视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他们逐渐注意到一批行政官员在市镇中的存在,这一群体就是被统称作“佐杂官”的底层官僚,包括县丞、主簿、巡检司等。他们本属于知州、知县的僚属,却因种种原因而驻守在县城之外,尤其是在部分重要的市镇长期驻扎。佐杂官员在中国官僚体系中毫无疑问属于最卑微的群体,但在江南市镇的研究中恰恰被“挖掘”出来并被赋予“国家”这一符号在市镇中的象征,换言之,明清市镇并未因其独特的商业性而游离于国家的直接掌控之外,相反,一部分处于底层但仍可视作“国家”权力在场意义的官员的存在,清晰地证明了明清市镇中确切无疑地存在着一定形式的行政管理,林绍明、张研、张海英等诸位前贤的研究已将佐杂官员的进驻与市镇管理之间划起等号[2]。他们既注意到市镇中佐杂官员的进驻,也广泛收集了明清方志尤其是乡镇志中所记载的佐杂官员的活动,力图证明这些底层官员在市镇中所起到的全方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学者太田出对江南三角洲佐杂分防的出色研究,不仅证明了佐杂官员在县以下形成了明确的辖区划分,而且注意到这些官员的活动,“其角色犹如以市镇为核心所形成的此一空间的行政...

从全国来看，佐杂分防的设置地点除了若干具有镇之名的地区外，还包括了种类极为繁多的村落、关隘、港口。无论是分防市镇，或是分防乡村，并无本质的区别。特意将江南佐杂与市镇联系起来，将其视作市镇管理机构，恐怕并不妥当。

以地方行政制度史与历史政区地理这两大研究领域而言，县及其以上行政层级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其基本框架已搭建完毕，研究精细程度也日益推进，但对县以下区划的研究则显得甚为薄弱，所呈现的面貌远不如前者那样清晰，且有限的研究通常聚焦于被统称为“乡里”的制度史梳理，利用的材料也多以律令条文为主，对实际运行状态的探析则较为少见；宏观勾勒较多，而精细的个案研究则较为匮乏，尤其是对这些“乡里”组织的“空间性”，即其是否具有地域性，其地域范围的由来和演变关注较少。

是以地当冲繁之处，有印官办理，不遑分身无术，而县丞则安坐衙斋，逍遥无事。

书籍介绍

区域研究的兴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转向的显著特征之一，学界抛弃了过往拘泥于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转而试图通过个案或区域研究寻找到一条呈现“整体历史”的路径，构建起中国史学自身的解释模式。对“区域”作出何种界定，成为研究者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之一。本书将在系统、全 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政书文献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清代县辖政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作为一种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其制度渊源何在，在清代又经历怎样的制度变革，在民国时期的消失等状况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清代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清代县辖政区设置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 作者： 栖去 发布时间：2017-03-29 18:25:20

  虽然收获不少，可是还想吐槽——“县辖政区”=县以下的政区-地方上形成的政区，这个定义实在狡猾，我服……排除里甲、乡族、土司、地方事务后，还极力地放宽“行政性”和“地域性”两个点，还重新定义了皇权……其实本身就是“清代州县佐杂分防制度与地方治理之研究”。

  巡检、县丞、主簿、典史、吏目、州同州判、厅的知事司狱照磨；巡检控制流动人口，清初财政受限裁汰佐杂，县域分防逐渐移出城外，雍正七年转折增置佐贰巡检，乾隆廿年县辖政区普遍；转换：佐杂辖区与新的州县，地域开发或区划裁撤（划地管理学额）分配及融合与基层社会利益，根本因素：人口、距离、流动性和控驭难度以及财政限制。

  末尾两章坑啊。。。。。。

• 作者： Sarcophagus 发布时间：2015-11-09 08:24:04

  第九章原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5卷，启发最大。看完绪论时本来想打五星来着。总之又是一位三十刚出头的史学新秀。

• 作者： 洗净壶的壶颈细 发布时间：2018-01-30 10:18:15

  利用官书、档案、方志来描述佐贰官脱离府州县治所形成“分防”的过程，进而指明“县辖政区”的形成和功能。将问题拆解为五个带有明显地域特色、又分别展现出制度转移不同面相的议题：京县分防（多重管辖）、广东的“司”（县下政区的明确化）、南部县县丞的法律权限、江南佐贰驻市镇不等于市镇地位制度化、闽甘两省佐贰的钱粮权限（分征佐贰）。最后探讨州县与县辖政区之间的相互转化，以此导出对“皇权不下县”之说中“铁打的县”之假设的质疑。最大的贡献在于厘清了佐贰的空间存在，明确指出县不是最小的单位，并点明清代在巡检司以外佐贰下乡的改革意义。非常厉害。地方行政制度知识门槛比较高，外行阅读估计会觉得官名地名没完没了。

• 作者： 韧勉 发布时间：2016-01-16 13:36:47

  预期和最终结论不甚相同，作者是清代基层社会史的路数，而非历史地理学的传统笔法，最后作者以为县辖市的模式有利于“皇权下县”，可备一说。

• 作者： 维舟 发布时间：2020-07-22 20:56:10

  功底非常扎实，从历史地理学（行政沿革）的角度切入，质疑了“皇权不下县”的普遍认知，参与了更高层次的理论对话。不过确切地说，书中所谈分防佐杂官体现的是国家权力的下渗，旨在维护政治稳定性和社会控制，然而这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皇权不下县”其实不是一回事，后者更侧重的不是国家在基层的实际存在，而是传统国家不具有充分的配置性资源来达到完全控制的执行力。换言之，佐杂官即便存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监控仍可能相当松懈。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补充，也将成为后续讨论绕不过去的一个立论。

• 区域如何形成？

  作者：竖子 发布时间：2017-01-08 16:24:25

  胡恒在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十分明确，其一，批评、辨正“皇权不下县”这一概念；其二，分析明清以来州县佐贰官的活动，以此说明县以下的政权组织之滥觞，民国之后的区、乡、镇等县以下政权组织并非无根之水，突然插入基层社会的。

         以这两个问题为线索，胡恒列举了非常多的实证案例。从全国范围看，清代以来的制度设计越来越容许乃至支持州县佐贰官拥有界限明确的分防辖区，在分防辖区中，佐贰官的职能从治安延伸到诉讼、征税等等。清代律例禁止佐贰擅受民词，胡恒对这一政策提出新的理解，认为只有“擅受”即未经朝廷允许的参与诉讼才是被禁止的，如果佐贰经过朝廷授权参与诉讼乃至其他行政职能，则完全符合清代律例，而且在文献中不乏实例。

         诸多佐贰官中，最受到注意的是巡检司，因为巡检司是明清官制中最主要的派出县城负责治安的职官。因而如果考察县以下的政权组织，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巡检司。胡恒考察了清代全国范围的巡检司分布，注意到期分布与人口地理分布的瑷珲-腾冲线非常接近，人口密度更高的东南诸省设置巡检司也更多，其中广东省设置巡检司数量又最多。明代中叶之后，广东的所谓“盗匪”问题就一直引人注目，这与当地设置如此多的巡检司很可能是相关的。

         清代巡检司地理分布是胡恒的硕士论文题目，以上的结论可以说是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由这些结论继续思考，必然要考虑以巡检司为代表的州县佐贰官在明清的地方行政与基层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思考最终集中于“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自然是此后多年思考、研究的成果。

         此书第三至七章的内容都可视作考察佐贰官在县以下治理行动的若干案例。第三章讨论京师这样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中佐贰官如何发挥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揭出的《齐家司志略》这一文献。章学诚常将后代之州县志比拟春秋之国史，说“方志如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如果从这里引申，可以说方志是对一级政治组织及其所控制的人民、地域的描述。在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中，方志直接地与行政区划的层级关联，而在这一垂直的行政层级之外，市镇、村落、寺观等方志如何编纂，编纂者如何确定方志涉及的地域，更加鲜明地说明特定人群的地域认同观念。

         《齐家司志略》是以巡检司的分防范围作为方志的区域范围，这本身就意味着齐家巡检司的分防区内的人们对这一分防区形成了稳定的地域认同。也就是说齐家巡检司的分防区不仅被视作一个治安管理区，也被当地人视作描述自己生活空间的参照系。在这一意义上，齐家巡检司的分防区就不仅具有行政区划的意义，也积累形成了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从胡恒的描述来看，《齐家司志略》的体例完全仿照州县方志，甚至设立了“舆地志”这样的条目，说明该志的编纂者确实将齐家巡检司视作这一地域的实际治理者，也即“亲民之官”。这样的职官确实已经将皇权延伸至县以下了。

         第四章所讨论的广东是清代巡检司地理分布中最为独特的。广东巡检司设置在清代诸省中最多，并且其分防辖区均有明确记载，其他诸省也十分鲜见。2011年我曾与胡恒、黄忠鑫等分别对此有所讨论，当时我认为广东是一个特殊案例，形成这种全省普遍的分防辖区设置应当是与明代广东显著的盗匪问题有关。而早在此前数年，胡恒已经在硕士论文中专门讨论了广东的巡检司分布问题。此后胡恒对广东巡检司的研究继续深入，从中可以看到，广东设置如此多的巡检司与明代的广东社会有一定关系，但在此历史渊源下，将巡检司分防辖区明确并成为全省的通例，是清代之后制度演变的结果。

         清代广东州县的佐贰官普遍地设定了辖区，因而在广州还形成了“捕属”、“司属”这样的地域身份概念。这样的变化是清初广东的这一“特例”陆续上报并得到认可的结果。广东的事例中不仅可以看到佐贰分防辖区如何因地方社会的特别原因渐次形成，也可以看到若干零散的“例”如何渐次积累形成官方定制。

         第五章所论南部县，是县一级政府活动的文献特别丰富的地方，因而从中较容易看到佐贰官的各种活动。在南部县，佐贰官并未受到不得擅理民词的限制，而是经常地参与词讼。这种情况与清代很多官箴书所描绘的情况是类似的，补强了官箴书中较为简略的描述。

         第六章讨论巡检司与江南市镇的关系。诚如胡恒所述，明代中叶之后江南市镇勃兴，很早就引起学者思考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活跃的聚落，一些佐贰官驻扎的现象尤其引人注意。胡恒经过梳理之后同意近年来学者们的主要意见，即佐贰官驻扎市镇的现象并非政府有意识的管理市镇，主要是受到行政成本、治安控制等因素而形成的格局。巡检司等佐贰官在市镇中的行政事务，有着依据官方不同成案所确定的范围，如最常见的参与诉讼，胡恒认为所见案例多是依据成案得到官方允许的，并非“非制度性”的安排。

         我此前曾注意到一种描述清末苏州平望司、甪头司巡检暴式昭的文献《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暴式昭先后担任平望巡检司、甪头巡检司，他在平望处理了不少“抢醮”案件，但上级长官却以“越境擅理”斥责他，刚毅南巡时，对他的考语也是“性情乖张，形同无赖。”转任甪头巡检司后，“遇催租蠲赈事，一意庇民”，但是又遭到苏州知府的斥责。对暴式昭的评价，当地士绅与其上级主官可以说截然相反，由此可以推想，主要由当地士绅主导编纂的地方志与自上而下形成的各种官方档案，对同一个官员的同一行为，很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评判，后世研究者常从前一种文献中总结出“习俗”、“民望”，从后一种文献中总结出“制度”、“成案”，它们都应该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面。

         此外，清代江南诸多乡镇志的编纂体例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分防佐贰官与市镇的关系。虽然很多分防佐贰有明确的分防辖区，但在乡镇志记载中，这一分防辖区与市镇的范围常常并不重合。也就是说乡镇志的编纂者们心中有一个市镇的边界及市镇与周边乡村关系的观念，这个边界观念并不因佐贰官驻扎而改变，也就进一步说明分防佐贰官对市镇并非直接的管理。不过另一方面，不少乡镇志中设置了“官师志”或“职官志”，并将巡检司等佐贰官列入，也就是将自己的市镇比拟于州县，拥有疆域与政权组织。这种场合中，分防佐贰官又是当地人构建市镇独特地位的重要象征。

         第七章讨论佐贰官参与钱粮事务的两个省份：福建与甘肃。萧公权、瞿同祖等前辈学者都将钱粮与刑名视作清代地方政府最核心的两项职能。其中又以钱粮与国家财政直接相关更受重视。胡恒注意到18世纪初在福建出现“分征钱粮”的事例，福建各县普遍地设置了分征县丞，以图为单位划分征收钱粮的责任，这与一般认知中清代地方政府征收钱粮的方式确实非常不同。胡恒认为，乾隆之后福建的分征县丞几乎具有与知县同等的地位，分征县丞的辖区也差可视作一级“次县级政区”，也就是说，清代福建有着在县以下设置行政组织的趋势。值得注意的，也是在18世纪初，福建的赋役制度发生了“粮户归宗”改革，“粮少不能自立之户”被要求附立别户，或合籍立户。这种制度进一步促进了单姓村落、大型宗族的形成。一方面是赋予佐贰官细分征钱粮的职责，另一方面是官方推动形成钱粮征收中间阶层，这两种制度变革趋势是否具有一些内在关联，也许值得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发掘。

  胡恒在最后三章中重新回到宏观视野，首先重申了对“皇权不下县”概念的质疑，认为即使不考虑宗族、社仓等与王朝权力密切关联的社会组织，仅就国家的地方政府组织本身来看，清代县以下也存在相当多实质的政治组织。其次，根据县以下政治组织演进的逻辑，胡恒认为当下地方政府架构中，县辖市是一个相当值得考虑的改革方向。

         “皇权不下县？”胡恒在题目中以一个问号为这句话结尾，这一论断的确应当置以问号。对这一提问，直接给予肯定或否定回答似乎都不足击中其核心。正如胡恒在书中所揭示的大量佐贰官的活动，已经在乡村社会中彰显了国家的在场。但是，诸多佐贰官，不论与同时的县级政区相比，或者与后来的区、乡政区相比，还不能说是有完整行政权力的一级派出机构。而且清政府也从来没打算将佐贰官发展成这样的机构。这在胡恒的书中也是讲的很清楚的。所以，对历史学来说，所关心的不仅是皇权是否下县了，更重要的是，皇权用什么办法来控制每一个县的行政中心之外的广大空间。尤其是，这个空间在明清时代并非静止的，而是剧烈变化着的。

         进一步说，从胡恒的研究中可以引申出更深刻的问题：区域如何形成。这已经直击了历史地理学乃至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从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来说，那些描述与我们生活更为贴近的区域概念（街道、行政村、社区……）是如何在近三、四百年的历史中渐次生成并固化的，是相当值得我们不断反思的问题。

  原文发表于《历史人类学学刊》，2016年10月

• 读书笔记

  作者：履道贞吉 发布时间：2021-11-11 15:28:09

  此种观点基于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古代的“双轨制”政治体制，即县以上政权与县以下政权两个的重复平行。作者先是分析了自古以来的县辖政区的设置和管理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对清代分防佐杂官员在地方的具体职能，如治安、赋税职能等。从巡检捕盗等情况入手，基于传统文献的记载进行分析。另外，对南方地区的驻于村镇的分守县丞与分征县丞的具体情况及其原因有详细的介绍。从“分县志”“分州志”等地方文献的编修入手分析地方官民对其政区的认识。详细介绍了清代州县的置废以及种类、特点。并据此对前辈学者对县以下政区的看法做了自己的批正，并由此反思现代乡村治理情况与古代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另，作者对《清史稿·地理志》分防佐杂项做了校正。

  中国古代的皇权通过地方官员及乡绅等地方豪族，渗透到每个人身上。清代地方行政体制之改革与当时人口剧增及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此外，作者所详述的清代县辖政区之下，巡检、分征县丞等官员与古代传统的编户齐民之制及乡村赋役保甲之制之间有所区别，需注意区分。两者互相结合，才是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情况的真实面貌。

• 基层治理的空间化理解

  作者：陆子修 发布时间：2023-06-07 01:54:58

  关于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皇权不下县”在90年代一经温铁军提出，便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这一最早可溯至费孝通、费正清等人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僚系统只能管辖至县一级，县级以下则通过与绅权合作进行治理。针对“皇权不下县”，本书通过对清代县辖政区的研究，反驳了该观点“县级以下无正式职官”的基本前提，有别于地方基层组织-国家关系的范式，提供了一个对地方治理的空间化理解路径，并补充了清代县级以下行政区划研究的空白。

  本书认为，清代县辖政区的根基是“分防制度”。面对人口膨胀、经政形势变动与定额限制严苛的矛盾，地方政区为实现有效治理，实行“分防制度”，即将本级政府佐官分区派驻、履行特定职能，由此形成非正式但制度化的次级政区。相较于正式政区，分防区的设置更为灵活，利于适应地方形势变化和节约成本，提供了区别化治理的高效方案，因此在顺治至康熙年间不断增长，并在乾隆朝固定下来。本书所指“县辖政区”即为县一级政府下设的分防区。在对设废情形作全局性统计之后，本书对京畿、广东、南部县、江南、福建、甘肃、新疆、西南等典型区域进行了案例分析，得出清代县辖政区的若干特点：（1）县辖政区分布具有地域和类型的不均衡性；（2）县辖政区以具备警区和司法区性质的巡检司区最为典型和广布；（3）在一些地理特殊、边疆新控和置废州县的地区，存在经征钱粮和统管刑名钱粮的县辖政区。由是，县辖政区作为一种非正式但制度化的政区，不仅成为清代地方治理的关键环节，为国家权力向县级以下渗透创造了空间，也塑造了新的地理认同观念。

  在此基础上，本书认为，“皇权不下县”至少在清代并不成立。中国在乡村的政权建设并非始于清末新政，而是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分防制度的实践，这一实践回应了清代人口膨胀带来的社会治理难题，也为近代的政区改革奠定基础。清代皇权在县级以下与绅权合作，但并不完全由绅权代理，而是有正式官僚机构的渗透。清代县辖政区设置，也能为今日之县下辖市改革提供镜鉴。

  本书依托传统史学基本范式，以扎实的史料实证研究回应了新史学的动向。一方面，本书通过对地方和中央各类文献“大海捞针”式的爬梳，全景式展现了清代县辖政区的整体风貌，并对不同代表地区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分类研究；另一方面，本书也没有困于沿革地理就政区论政区的窠臼，而是通过县辖政区研究，回应了人口膨胀下的地方治理策略、江南市镇管理中的佐杂衙门地位等新史学所关注的问题。略显遗憾之处是，困于史料和体例局限，本书未能对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联系进行深入论证。

• 清代佐杂分防

  作者：土豆丝炒五花肉 发布时间：2024-03-31 23:09:59

  看起来县辖政区的定义是否狡猾并不重要，作者已说明“‘皇权不下县’的‘皇权’二字是取其狭义定义，专就国家正式委派的职官和行政机构而言的，而不是指广义的皇权及其衍生物，那是无所不在的”。

  在清代，一是巡检司已统辖乡都具有独立辖区，数量不如明代但职能从治安扩张到行政和司法；二是大量原居州县的佐贰杂职官如县丞主簿分防（移驻）乡村，加上部分典史吏目也有乡村辖地，形成相应的县下辖区，实际运行中已具备一定的刑名职能（也有分征钱粮事例）。“意味着县以下出现了代表国家权力的父母官”。

  佐杂分防能推行的原因之一是官员编制不增加，财政支出也不算多，有效利用了有限的资源，可称为大清的制度优势。

  在全国范围内，尽管佐杂的总数较县数对比起来不算多，显然无法普遍分防，但这些在县下作为皇权代表的佐杂官大量存在和长期运行，证明了至少雍正中期之后，皇权不下县之说不符合实际。

  作者爬梳了大量史料进行细致分析，论证很有说服力，对诸多既有研究的评述看起来比较中肯，如序言所说，“基础扎实肯用功，善于思考勤翻档案”，十分佩服。

• “皇权”也下县！

  作者：子澜 发布时间：2022-08-09 19:21:00

  作者用全面详实的史料和洋洋洒洒的论述，证明一个问题：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以来，逐步发展形成的佐杂分防制度事实上推动国家治理向县以下延伸，所谓的“皇权不下县”一定程度就是伪命题。所有以“皇权不下县”为历史逻辑基础的观点，都应当值得推敲！

  明清以来的这一变化（元以前是否没有之前证据，暂且存而不论），其实也能理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财富在不断增多，治理难度自然随之加大，治理重心必须下移（如同春秋战国时代，人口财富都聚集在城池中自然也不需要分防分驻，自然也就是“皇权不下县”），特别是康熙五十年起“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后，人口增速加快，这也在一定程度解释了佐杂分防制度在雍正时代的大量实施。

  对于当下而言，治理的深度广度难度远非古代社会可比，因此，加强县以下的（也就是基层）政权建设，推动国家治理向基层下移，意义格外重大。我觉得有两点要特点注意：一是与基层自治的边界问题，基层自治不应该是区划的概念，而应该是管理学的问题，自治应该建立在一个合理的管理幅度和烈度之上，如果基层自治组织承担的任务已经超出它可以承受的极限，那么国家的治理资源进应当介入，由自治转为半自治或者就是国家治理。二是与县以上的治理的衔接问题，县以上更多是“牧官”而不是“牧民”，那么县要不要“牧民”，和完全转化为一个层级，还是建立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