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非洲研究丛书 azw3 免费 在线 网盘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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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非洲国家的自主权获得了较大提升，非洲国家在自主设置议程、引领发展和安全实践上的作用开始显现。然而，在非洲和平安全方面，虽然有一些自主和平安全的成功实践，但非洲整体上仍严重依赖西方。在非洲发展上，虽然非洲制定自主发展设想和规划的能力明显提升了，但发展规划的执行又加剧了非洲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一方面非洲社会的发展增强了社会的多元化，但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新的发展话语的形成，又削弱了以政府为核心的非洲发展自主权。国际社会虽然名义上支持非洲的自主权，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关系又降低了非洲自主发展的意愿和能力。

• 作者： J 发布时间：2022-06-24 23:20:52

  国内最好的一本关于中非合作的研究，从非洲自主性理论缘起谈到非洲自主性的实践再到中非合作的得失与未来进路。

• 作者： 生锈的佩剑 发布时间：2023-06-10 04:42:57

  讲理论的部分非常好，实践部分反而有一些无趣

• 作者： 面包眼镜 发布时间：2020-11-25 13:21:13

  写了非洲提高自主性

• 非洲自主权的历史与现实——《非洲世纪的到来？》序言一

  作者：豫园过客 发布时间：2017-12-09 10:07:52

  本文是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教授为《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

  非洲的自主性是关系到非洲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但一直未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周玉渊博士作为一位青年学者，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很了不起。他提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非洲国家如何保护和提升其自主性？中国作为当前非洲发展重要的参与者，以及在中国从拓展利益发展到保护海外利益的新阶段，中国如何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适应、应对、利用和促进非洲自主性的变化？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非洲人从来就不缺少自主性。古罗马历史学家、《博物志》的作者老普林尼（Pleny, the Elder, 公元23-79年）说过一句名言：“非洲总是不断出新鲜事物。”当代非洲历史学家基-泽博（Ki-Zerbo）认为：“在非洲，这种创造活动，几百万年前就已开始的人类的自我创造活动，仍在进行着。”没有自主性，何来新鲜事物？没有自主性，何来创造活动？

  非洲人的自主性表现在其丰富多彩的创造活动之中。在保障人类生存的经济活动中，他们创造了冶铁方法。非洲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冶铁技术（公元前1800年）的地区之一。根据美国非洲裔学者亨利·路易斯·盖茨教授的研究，这一技术甚至早于印度和中东。黄金的生产也曾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1500年期间，欧洲几乎所有的黄金都产于西非的三个地区之一，即位于现今塞内加尔和马里的边境地区、隶属加纳王国的班布克（Bambuk）、于11-12世纪被开发出来的位于现今几内亚和马里交界处和布雷（Bure）和现今加纳阿肯人生活的雨林地区。如果没有自主性，这些经济生活的成果有可能创造吗？

  非洲的政治文明也是自主性的体现。公元前9世纪的库施王国将努比亚地区的辉煌写上了世界史。在公元前8-7世纪，它征服了埃及，成为古埃及第25王朝的统治者，以“努比亚的统治者”的名称流传至今。将库施击败的是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虽然早期它受到南阿拉伯地区的影响，但其本土特征不容置疑。古代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曾长期称雄于西部非洲，在世界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马里帝国国王曼萨·穆萨一世因占有大量黄金而出现在14世纪欧洲的地图上。加涅姆-博尔努是位于乍得湖地区的古代商业帝国，其领土在不同时期涵盖中非和西非部分地区。刚果王国的成就曾令欧洲人震惊，至今仍留有一幅荷兰代表团跪地拜见刚果国王的图片。大津巴布韦遗址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著名古迹。

  

  马里帝国国王曼萨·穆萨。其统治时期（1312-1337）是马里最鼎盛时期，当时的马里是西非乃至非洲最强大的帝国。图片来自wikepedia。

  非洲的自主创造性更重要的表现是在文化上。在撒哈拉沙漠和南部非洲出现的早期岩画标志着非洲人艺术的自然风格。早于秦兵马俑的尼日利亚赤陶享誉世界，贝宁王国栩栩如生的铜雕使欧洲人赞叹不已，英国人最后只有有武力击败这个古老王国才得以将2500件精美的铜雕艺术品抢劫到英国。非洲的宗教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而流传到美洲并在全球传播。非洲的鼓乐成为美洲现代音乐的基石并开始在全世界流行，非洲人的美术和舞蹈更是令颓废的欧洲艺术重新焕发朝气。这种文化的原创性和感染力非其他民族可比。

  近代以来，非洲人的自主性在以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的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过程中遭到严重摧残。非洲国家独立后，虽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原西方宗主国的各种干涉使非洲难以达到理想的目标。制定发展战略与发展结果严重脱节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这种情况导致了对非洲自主性的双重摧残。首先，这些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或规划多为西方国家的发展专家制定，而这些脱离非洲现实的战略或计划当然无法成功。正如一位肯尼亚议员指出：“外国援助给非洲带来的坏处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非洲无法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制定自身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今天，非洲的发展计划已经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回廊里划了数千英里。令人悲哀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制定这些发展计划的‘专家们’是那些与非洲当地现实毫无接触的人。”最令人发指的是，无人对这些发展战略的始作俑者——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专家们进行批评，受指责的却是非洲的领导人和民众，他们被认为是无能的，是导致发展失败的原因。在世界银行推行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时，相当多的非洲国家为了获得援款，不得不放弃自己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自主权，从而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造成了极大伤害。

  

  《曼得宪章》（Manden Charter），或称《库鲁甘弗嘎宪章 》（Kurukan Fuga），公元1236年左右，马里帝国建立后以口授形式颁布的宪法。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图片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与非洲的合作日益加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给非洲国家以新的启示。非洲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靠他人的援助发展起来的。有鉴于此，非洲的自主性尤其显得重要。周玉渊博士注意到非洲国家的这一变化，其著作指出近年来非洲国家自主权意识的上升。他认为，“向东看只是非洲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是最终结果”，与新兴国家加强合作并不意味着“非洲国家将把重心转向新兴国家，而是希望通过实践更加全面和平衡的国际关系策略来最大程度地利用国际资源”。这种看法实际上支撑了他有关非洲国家自主权加强的观点。通过多个维度的分析以及对不同非洲国家的实例的展示，他力图说明：本土传统文化是非洲国际关系的思想根源。

  在发展理念和实践中，非洲国家的自主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向东看”是突出表现之一。面对非洲“向东看”的现实，西方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一方面对新兴国家的援助吹毛求疵，另一方面力图寻找新兴国家在非洲取得成功的“秘方”，同时不断变换策略、手法和措辞以维护自身在国际援助体系中的主导权。诚然，“主事权原则” （即受援国在发展政策、战略和协调发展行动中行使高效的领导角色）出现在《巴黎宣言》（2005年）中，“发展主导权”（即发展中国家政府将加强对其本国发展政策的领导能力，对其发展政策有主导权和实施权）体现在《阿克拉行动议程》（2008年）中，《釜山宣言》（2011年）中出现了“从有效援助到为了有效发展的合作”的提法，这些无疑都是进步，但只是修修补补。

  非洲国家意识到，西方援助的历史表明了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往往以牺牲非洲国家的利益来达到自身目的。正是在这种意识中，非洲逐渐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理念。周玉渊博士认为，当前非洲本土的发展理论框架设想是自下而上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其主张从非洲本土找到发展的答案，更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虽然“基于非洲本土发展的理论构建是对主流发展范式批评的产物，其为非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念， 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很难上升到主导理论的高度，但是非洲本土发展理论指明了未来非洲发展战略的基石。”

  周玉渊博士的另一个分析重点是非洲国家在和平安全方面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表现在“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理念以及非洲和平安全框架的提出。在对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核心指标的阐述中，作者对和平安全的执行能力（非洲常备军）、决策能力（非洲和平安全理事会）、非洲的和平文化培育能力、非洲和平行动的保障能力（非洲和平基金）、非洲冲突和安全威胁的感知能力（非洲早期预警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的非洲和平安全治理是一个多元、多 层次、开放的安全治理复合体，在这一复合体中，非洲自主权、“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是其他行为体参与非洲安全事务的重要认知前提，其他行为体在非洲的行动必须以承认、尊重并支持这一 原则为前提。”由于这种决策牵涉到其他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外部国家与非洲的和平安全关系与本国的理念、主张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本国的国家利益，非洲的自主权肯定会退居次要地位。”因此，非洲国家在和平安全上的自主权的实现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长时期的努力。通过对索马里和南苏丹的实例，作者指出了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理念在实践中的落实以及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作者还对中国、欧盟与非洲的三方合作及其与非洲自主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者的最后着眼点在于分析非洲自主权的加强对中非合作的影响。他认为这种新的发展战略、政策空间以及多元化的社会生态对中国的非洲战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非洲国家“再平衡”战略压缩了中国战略影响力提升的空间。第二，非洲发展战略和政策自主能力的提升对中非发展战略对接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非洲社会发展对中国在非洲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规范要求。”

  周玉渊博士的这一著作旁征博引，对国际上的各种发展理论和平安全观念多有涉猎。他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与我多有交往，也不时探讨相关问题。他的好学深思给我印象颇深。对这一议题的探讨必将加深他对国际政治的洞察，从而为他在这一领域的持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我相信，这一著作必将对中国人认识非洲的政治现实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将为中非合作论坛在维护和增进非洲国家自主权方面起到某种咨询作用。

  是为序。

  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担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咨询专家，外交部非洲司专家小组成员，商务部援外司咨询专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专家等职。他于2013年当选联合国教科文《非洲通史》第九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出版过《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2013）、A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in Africa till 1911(2012)、《非洲古代王国》（2011）、《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2006）、《非洲民族主义研究》（2004）、British Rule and Rural Protest in Ghana (2002),《非洲华侨华人史》（2000）、《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1998）。研究领域涉及非洲历史、殖民主义史、中非关系、华侨华人、比较民族主义、发展学等。近年来，他曾应邀给中央领导作过关于非洲的讲座，并参加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2005年中非教育部长论坛和2006年中非峰会。他还受邀在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西班牙CASAASI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日本非洲研究会、香港大学、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南非、博茨瓦纳、尼日利亚、肯尼亚、韩国等地作过学术讲座。2010年，他曾受外交部非洲司委托率代表团访问喀麦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进行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的评估工作。